基于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系统考察了汉语二语学习者中介语中常用的转述类传信语“据说”“听说”及其来源形式“据X说”“听X说”的习得情况。研究发现，学习者对“据说”的使用主要集中于独立语和句首状语，句中状语用法较少，同时，亦存在着误代及信息属性冲突等偏误。因动词性较强，“听说”多用于直接引导内容宾语，但易与“听到”“听”等词混淆，同时，亦存在着误加体助词等问题。此外，“据X说”和“听X说”的偏误多源于“说”的误用或“X”的不当选择。这些偏误与学习者对传信语语法化进程、信息属性要求及结构固定性的认知不足密切相关。
以范杨州编写的《汉语教程》为例，对越南本土汉语教材中的标点符号的偏误现象进行梳理与归类。研究显示，《汉语教程》中的标点符号的偏误大致包括两种类型：点号偏误和标号偏误，其中，点号偏误又可细分为句内点号偏误、句末点号偏误。句内点号偏误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逗号的误用、顿号的误用、冒号的误用。句末点号偏误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将空心圆点句号写成实心圆点，二是将句号错用为冒号或分号。标号偏误主要表现为四种情况：引号的误用、省略号的误用、连接号的误用以及课文题目中空格符号的误用。《汉语教程》标点符号的偏误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一是编者自身的疏忽；二是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三是编者未能真正掌握汉语标点符号的某些用法。
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我传承和对外传播的历史必然与现实要求。通过对国际中文教育教材和文化教学大纲的考察，可以发现，中医药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通识教材、医学专业课教材和文化教材编写中均处于边缘地位，同时，还存在文化教学大纲与实际教学相割裂的现象。国际中文教育应以自信自强、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打造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新范式。首先，顶层与基层对接，完善文化教学服务体系；其次，通识与专业兼顾，以文化浸润教材；再次，理论与实践并重，实施文化分层教学。
以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为指导，以甲骨文的空间范畴为研究对象，在梳理甲骨文相关辞例的基础上，将甲骨文的空间范畴划分为两种类型：静态空间和动态空间。其中，静态空间又可以细分为有视角空间和无视角空间，有视角空间包括相对参照系和绝对参照系，无视角空间则包括指示空间和地名空间。动态空间主要是指空间位移，空间位移的内部结构可以大致分为源点、终点和经过地点。甲骨文的空间概念，既体现出投射时间、序列、神祇概念的隐喻功能，也体现出以受控物替代控制神的转喻功能。
通过对明代山东作家散曲韵脚字进行系统性分析，可以发现，其用韵呈现出如下特点：有些韵部的界限趋于模糊，支思、齐微两个韵部之间的通押比例高达70.15%；在鼻音韵尾中，-m尾与-n尾的混押现象明显；入声字皆归入阴声韵，同时，在派入比例方面，与《中原音韵》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上述特点表明，明代山东作家在散曲创作时，并未严格恪守《中原音韵》的规定，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如地域方言、复古风格、个人创作偏好等，从而展现出用韵方式的灵活性与多样性。这不仅是当时语音现象的真实写照，反映了明代山东地区的语音特点，而且为还原明代散曲的用韵生态提供了实证支撑，深化了学界对明代散曲音韵体系的认知与理解。
周遍句主语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量+名”、名词/量词重叠、疑问代词，每种类型又包括多种具体形式。通过对历时文献的检索、梳理，来考察不同时期周遍句主语的具体形式，并探讨不同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历时语料显示，“一”是最早出现的周遍句主语，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只能用于否定句的“一（+量）（+名）”类型。名词/量词重叠类型出现时间较早，它能够满足周遍句表达肯定义的需要。疑问代词类型至清代才开始出现，明清时期疑问代词任指用法的成熟，是它充当周遍句主语的基本条件。
根据构成成分，“很+X”构式可以分为两类：简单式和复杂式。其中，“很”是规则的制定者，X是内容的填充者。“很”的“程度”义，决定了能够进入该构式的成员具有匀质性状特征。“很”的“强调”语境义，则使“很”具有了焦点算子的功能。焦点算子形成于“很”的复杂式，当复杂式中有两个候选应聘者时，说话人要选择其中一个，而这种选择更凸显了说话人所要强调的意图。焦点算子“很”是基于“很”的“程度”义的功能分化，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汉语一元动结式具有两种类型：反身型和被动型，其中，只有反身型一元动结式能够与原因型动结式构成“自动—致使”交替关系。同时，原因型动结式的原因主语NP与动结式的前项V1保持“V（于）NP”语法关系。基于这些语言事实，对一元动结式和原因型动结式的句法结构进行分析。反身型一元动结式是前项词根√V1与BECOME合并的非宾格结构；被动型一元动结式的句法结构中，词根√V1与CAUSE合并，而且存在无语音形式的空外论元；原因型动结式是在反身型一元动结式的非宾格结构基础上派生而成的，即词根√V1与BECOME合并获得动词的句法属性后，动词V1内合并于CAUSE,CAUSE-V1共同导入原因论元。
以《汉语方言地图集》和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的材料为主，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考察茄子名称的共时地理分布与历时演变情况。整体而言，茄子名称的类型分布和命名理据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在北方方言区中，茄子名称的一致性较高，与通语基本相同，各方言区之间的差异不大。从命名理据来看，茄子的名称主要侧重于植物本身。在南方各方言区中，茄子名称的种类众多，不同方言区之间以及方言与通语之间的差异较大。从命名理据来看，茄子的名称主要是凸显它的功能用途以及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内涵。
以跨文化阐释理论为指导，探讨伊藤漱平日译本《红楼梦》中色彩仿生词“秋香色”的译词选择与文化意涵。研究发现，“秋香色”在该译本中分别被译为“薄茶色”“鶯茶”“黄褐色”“朽葉色”，这四个译词不但从语义层面精准传递了源语“秋香色”的内涵，而且契合了日本文化的认知习惯与审美趣味。译者根据具体语境，采用不同译法，在忠实源语色彩意象的同时，融入了日语独特的语言表现力，体现出翻译的动态性和创造性。伊藤漱平的翻译实践在原文意境与目标文化适应之间达成了有效平衡，不仅再现了《红楼梦》服饰色彩的艺术之美，更通过精妙的语言选择，深化了作品的跨文化表达。这一翻译过程既是文学艺术的再创造，也为跨文化语境下非标准化术语的翻译提供了有益启示。
在全球化语言频繁接触与多元互动的背景下，超语理论已广泛应用于多语教育实践中。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迭代升级，对东盟小语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广西具有毗邻东盟国家的区位优势、多民族语多方言的语言优势以及与东盟民族“同源异族”的人文优势，因此，超语实践能够促进广西与东盟各民族语言的交融发展。在此基础上，对广西面向东盟的多语人才培养路径进行探讨。首先，构建超语实践与三个变量的有效关联，充分发挥语言接触、社区因素、动机和态度的积极作用，进行超语实践教学。其次，突破传统教育模式，创新多语种人才培养机制，积极探索超语实践教育范式。再次，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实现超语资源的共建共享，构建跨境超语文字知识库和文化数据库。
以汉语高级写作课程为研究对象，以叙事语篇《我的小传》的输出情况为例，对韩国学生的篇章结构进行考察。研究显示，在篇章结构方面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对主要事件的提炼不够，甚至缺乏对主要事件的描述；二是对高潮部分的叙述明显乏力，不够突出。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韩国学生以前没有系统学习过写作的相关知识；二是韩国汉语教材中很少设置篇章结构等内容；三是汉语教师对叙事语篇结构的讲解不够充分。基于以上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加强对叙事语篇结构四个基本组成部分的讲解；增加与叙事主题有关的写作练习；指导学生养成撰写提纲的习惯；将过程教学法与任务教学法引入到写作课程；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例文指导等。
<正>贵州的彝语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学界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彝文或彝文文献,而对彝语本身的研究重视不够,尤其是彝语东部方言,更是彝语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彝语东部方言主要分布在贵州省黔西北的毕节和盘州,以及与黔西北毗邻的云南昭通、广西隆林等地区。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彝语东部方言大多处于濒危状态,对这些方言进行抢救性调查、系统性整理和科学性研究,已是刻不容缓。《彝语东部方言参考语法》由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翟会锋独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正>翟会锋,男,1975年11月生,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人。2001年,毕业于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原河南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2004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1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04至2018年,于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2011—2017年为校聘副教授。在此期间,曾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为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
<正>《现代语文》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省级刊物(月刊)。1963年创刊于孔子故里曲阜,由山东省教育厅主管、曲阜师范大学主办,系山东省语言学会会刊、山东省报刊协会理事单位。《现代语文》以汉语言研究为主,旨在为语言学界专家、学者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交流与展示语言研究成果的平台,至今已出版751期,为繁荣语言研究,促进学术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现代语文》设有以下栏目:汉语言文字研究、语言应用研究、语言教学研究、语言理论研究。欢迎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稿。